在风云变幻的全球格局与深刻调整的国内发展环境下，一个国家或地区要赢得未来，必须先赢在方向和位置上。清晰而坚定的战略定位，是现代治理和高质量发展的“指南针”；而与之相匹配的体制机制，是把蓝图变成现实的“发动机”。如果战略定位前所未有地清晰、前瞻、主动，却被僵化的制度束缚，那么再好的目标也可能停留在纸面。正因如此，围绕“战略定位前所未有 体制改革清除障碍”这一主线，如何通过系统性改革打通堵点、释放潜能，成为当下所有有志于推动现代化的人都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。

所谓“战略定位前所未有”，并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，而是对发展阶段、内外环境、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进行系统研判后的主动选择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，“跟跑”思维已经难以支撑转型升级，“低成本”“低门槛”的传统发展路径也难以为继。只有通过精准的战略定位，找到自身在全球产业链、价值链和创新链中的独特方位，才能形成清晰的发展坐标。例如，有的城市明确提出建设“国际科技创新中心”，有的省份突出打造“先进制造业高地”，还有的区域锁定“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带”。这些表述表面上是口号，实质上是对未来资源配置方向、政策供给重点和制度创新重心的集中表达。

战略定位一旦确立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最大的问题往往不在“想什么”，而在“能不能做到、做得多快”。如果体制机制陈旧僵化、权责边界模糊、激励约束失衡，再伟大的战略布局也可能变成一张“精美但不可落地”的规划图。正是基于这一现实，体制改革必须把“清除障碍”作为重点方向：清除思想观念的惰性、清除部门利益的壁垒、清除程序繁琐的羁绊、清除数据与资源流动的堵点。只有这样，战略定位才不会沦为“墙上的标语”，而能变成“综合改革的施工图”。

从治理逻辑上看，战略定位与体制改革之间存在一个值得重视的“闭环关系”。前瞻性的战略定位为改革提供了明确靶心：改革不再是笼统的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而是围绕“我要成为什么”“我要走到哪里”来梳理需要拆解的体制性障碍。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又会反过来不断“修正”和“迭代”战略定位，让定位不至于僵化，始终维持与现实情势的高度匹配。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成果，会沉淀为新的治理能力，使未来的战略调整拥有更灵活、更具韧性的实现路径。可以说，正确的战略定位是改革的前提，坚决的体制改革是战略落地的保障，两者如同车之双轮、鸟之双翼，缺一不可。

以某沿海创新型城市为例，其在新阶段提出了“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城市”的战略定位。定位一经发布，很快暴露出一系列与之不相适应的体制问题：科研项目审批周期长、人才引进流程繁琐、科研经费使用约束过多、跨部门数据共享障碍重重。为此，该市启动新一轮改革——在人才政策上推行“承诺制+负面清单”管理模式，在科研经费上实行“包干制+容错机制”，在数据治理上打造统一的城市数据平台。几年之后，创新企业活跃度显著提升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大幅上升，“创新型城市”从愿景逐步走向现实。这一案例清楚表明：战略定位的高度，决定改革的方向；体制改革的力度，决定战略的成色。

在“战略定位前所未有”的时代语境下，更重要的是形成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思维。传统发展阶段，更多依赖要素投入、投资扩张和简单模仿，制度创新的紧迫性相对不高；而当发展进入追求质量、效益和可持续性的阶段，体制机制就变成稀缺资源。谁率先在制度层面完成“自我革命”，谁就能抢占发展先机。例如，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时，一些地区仍被数据孤岛、部门割裂所制约，而另一些地区通过成立统一的数据管理机构、完善数据权责边界、探索公共数据开放使用规则，使数字资源可以在安全可控前提下得到高效流动与利用，结果是同样的战略定位，不同的制度安排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效果。

“体制改革清除障碍”，关键在于敢于触动利益格局和治理惯性。很多看似技术性的治理问题，本质上是制度与利益的博弈问题。如果改革只在“修修补补、微调变量”，不敢触碰深层次矛盾，就难以为前瞻性的战略定位腾出足够空间。例如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，就必须打破行政边界的“墙”，让交通、产业、生态、公共服务在更大尺度上统筹规划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，则要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，打破“身份”和“单位”的限制，使科研人员在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之间更加自由流动，实现人才与项目、平台的高效匹配。这些改革都触及既有利益安排，没有坚定的政治勇气和制度设计能力，很难向前推进。

从微观层面看，体制改革清除障碍的成效，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检验。一是“时间维度”：办事环节是否明显减少、审批时间是否大幅缩短，从“多头跑”变为“一窗办”“一次办”；二是“空间维度”：要素跨区域、跨部门配置是否更加顺畅，信息、资本、人才、技术能否突破行政与行业壁垒自由流动；三是“动力维度”：各类主体的积极性是否被充分调动，基层探索是否敢于试错，创新成果是否能及时转化为制度安排。只有当这三个维度同步改善时，才能说战略定位所呼唤的体制性空间真正被打开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战略定位越是前所未有，改革越要讲求系统性和整体性。零散的、碎片化的改革，往往容易在局部取得进展，却难以解决结构性矛盾。有的地方在产业政策上“勇于突破”，但在土地、金融、人才制度上仍然沿用旧思路，结果就是“上游热、中游冷、下游堵”；有的领域在数字化上投入巨大，却忽视数据确权、隐私保护和跨部门协同，导致“数字烟囱”越建越多。要避免这种“局部超前、整体滞后”的现象，就必须从战略定位出发，把改革设计成一个相互支撑、彼此协调的“制度组合拳”，通过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，从而形成整体跃升的合力。

“体制改革清除障碍”也离不开法治化思维和规则意识的护航。改革越深入，越容易触及权力运行方式、资源配置机制和市场竞争秩序，如果缺乏稳定、透明、可预期的制度框架，就可能在推进中出现新的不公平、新的不确定。因而，一方面需要通过立法、修法、废法等手段，为战略定位所需的新体制提供法治支撑；也要警惕“运动式”改革和“口号式”创新，避免因为频繁调整而让市场主体无所适从。真正高质量的改革，是在稳定规则中实现渐进性突破，在尊重市场规律中完成制度性升级。

新阶段的发展语境，也对干部队伍提出了更高要求。要让“战略定位前所未有 体制改革清除障碍”从文件语言变成现实景象，必须打造一支既懂战略、又懂改革，既有使命感、又有执行力的干部队伍。战略思维决定能否看清方向，改革能力决定能否打通路径。那些善于从国际国内大势中把握自身方位、善于在复杂矛盾中发现改革突破口、善于将抽象战略分解为可操作项目的干部，会成为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力量。与此还需要通过更加科学的考核激励机制，让敢担当、善改革、重实干者有舞台、有地位、有回报，从组织层面消除束缚改革者手脚的“隐性障碍”。

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，“战略定位前所未有 体制改革清除障碍”不仅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重点，更是一种持续的治理方式——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，持续更新自我认知、持续优化制度供给、持续提升治理效能。未来，无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，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，无论是参与全球竞争，还是提升民生福祉，都离不开以清晰战略定位为牵引、以坚决体制改革为支撑的整体推进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内部转型中，保持发展的主动权和安全感，在不确定性中创造更高质量、更可持续的确定性。